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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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性化教育是富有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的思想，也是中外学界公认的21世纪国际教育发展趋势之一。本文从教育活动三大主体层面分别探讨我国现行一流大学个性化教育的实践现状及存在问题。在理念层面，我国一流大学的个性化教育要继承并创新中国既有“因材施教”的教育传统；在实践层面，要突破目前主要集中在少数学业优秀学生群体、具有明显选拔性的做法，走向更具普惠性、面向所有学生的探索性实践。为此，建议一流大学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完善生师多元评价系统，以撬动个性化教育理念的落实；重塑整全的个性化教育体系，使个性化教育实践从培养特区向全员全段式发展；加强与基础教育改革的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带动个性化教育向各学级和全教育场域渗透。

摘要:文章回顾了学界关于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认识论”与“政治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使用概念演绎的方法，阐释了“布氏两论”背后的实用主义基础。布鲁贝克基于杜威的实用主义认识论试图对“认识论”与“政治论”进行超越性的哲学解读，在实用主义的视域下，认识论与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可以同时和谐地存在于20世纪的美国大学中，为二战后美国大学的合法性提供必要辩护。关注到“布氏两论”的实用主义基础，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布鲁贝克的著作和高等教育哲学研究。

摘要:教育法典基本原则是贯穿教育法典编纂及实施的核心价值与根本规律，具有立法统领和适法指导的功能，是教育法典总则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基于规范梳理和学理分析，教育法典的基本原则可提炼为依法治教原则、立德树人原则、教育公益性原则、教育自主性原则、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益相结合原则、终身教育原则、教育领域多重利益兼顾原则和教育领域协同治理原则八个方面。这八项原则层层递进、彼此联动。基本原则的条款设计，应当把握独特性和体系性的平衡，精准呈现各项原则的基本内涵及原则之间的协同关系。

摘要:在宪法上，父母教育权利属于一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父母教育权利兼具利他性与利己性。父母首先应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随着未成年人的不断成长，父母也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意愿。同时，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可以实现其自身利益。父母教育权利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开展自由、教育场所选择自由与学校事务参与自由。在家庭教育开展自由中，人格和价值观教育蕴含的父母利益通常多于知识和技能传授，公权力对前者的干预应当格外慎重。随着未成年人年龄和智慧的增长，对父母的教育场所选择自由与学校事务参与自由保护强度逐步减弱，其所蕴含的父母利益亦不断递减，公共利益不断提升。在未成年人教育中，国家既可以行使对父母教育权利的监督权，也可以亲自行使教育权力，二者均应在尊重父母教育权利的前提下行使。

摘要:关于教育选择阶层分化的机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文化再生产和理性选择两种范式之争。在经验研究中，文化再生产理论占据了相对主导地位。回顾两种理论范式之争的历史，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教育选择阶层分化的机制究竟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因素占据主导。通过对两种理论范式的优势与缺点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单一的理论范式解释力有限，两种理论范式存在整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整合路径。借助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将两种分析范式整合成更有解释力的教育选择有限理性模型，为具体的经验研究和教育政策的改进提供更有效的理论工具。

摘要:文章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2013—2014学年）中的随机分班样本，详细讨论了班级择校学生比例与非择校生学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班级择校学生比例增加将直接降低非择校生工作日和周末的学业投入水平，进而引发非择校生学业成绩的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首先，班级择校学生比例增加主要降低非择校生的英语成绩；其次，班级择校学生比例增加主要降低男性非择校生的学业成绩；再次，择校学生与非择校生相处时间越长，择校学生对非择校生学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将愈加明显；最后，与“以房择校”相比，班级内通过“权钱并施”方式就读的学生比例增加更不利于非择校生的学业发展。文章由择校的同伴效应视角切入，为贯彻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摘要: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是当前教育改革亟须关切的现实问题。已有研究对学校课后服务与家长教育焦虑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并未打开“黑箱”对学校课后服务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传导调节机制进行实证探索分析。本研究以全国152个地级市10947份中小学生家长问卷为依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探究学校课后服务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效应及调节机制。结果显示，学校课后服务对家长教育焦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学校课后服务越是能满足需求，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越是能得到缓解；家校沟通频率和校外教育规范程度在学校课后服务与家长教育焦虑之间起调节机制作用。未来应在拓展学校课后服务功能、加强家校沟通、持续治理校外教育以及推动义务教育高位均衡等方面着力缓解家长教育焦虑。

摘要:韩国中小学生普遍补课，背后的关键假设是补课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但是补课和成绩的关系究竟如何，目前尚无定论。此外，补课的作用可能因条件而异，有必要更加细致地考察补课对不同群体的作用。本研究基于“国际大型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IMSS）2019八年级测评数据，采用双层次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发现韩国八年级学生补课时间越长，数学成绩就越好。在此基础上，如果学生所在学校平均补课时间长，学生成绩将额外增加；这种作用可被该校学生的整体家境组成所部分解释。学生补课时长与成绩的关系既不因学校而异，也不因其学业水平的高低而异；但是学生家庭经济与文化资本越薄弱，补课久与成绩提升的关系越大。本研究还发现，校内数学教师的教学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中和补课与成绩的关系，但是这种作用比较有限。韩国已然形成补课主导的教育生态，补课对成绩有顽强的预测力，其背后反映的是学生与家长在学业竞争中胜出的需求无法在公办教育中得到满足；反过来，韩国的补课市场提供了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

摘要:民办教育在经费投入不足的困境中难以高质量发展，解决该问题首先要识别民办教育经费投入的动力之源。本文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综合考虑时间滞后效应、空间滞后效应、时空滞后效应，分析了政府、经济、人口等因素对民办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2007—2020年中国省级民办教育经费投入呈现了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该相关性主要是基于地理位置和距离所形成的，且越来越不具有经济发展差异上的空间关联特征；民办教育经费投入规模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本年的投入规模受到上一年的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对民办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政府的教育支出偏好等政府因素和总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等人口因素是影响民办教育经费投入规模的关键因素，这些关键因素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同向的短期外溢作用和长期外溢作用。

摘要: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通过教育收益率的因果性和异质性测量，实证评估了公共教育扩张政策的个体增收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结果如下：（1）利用描述性统计法分析发现，公共教育扩张政策对城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作用高于农村，因而教育功能具有“城市偏向型”的特征；（2）利用工具变量法纠正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公共教育扩张政策对非农户籍具有更强的个体增收效应，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城镇，大学教育收益率高于义务教育阶段，揭示了公共教育扩张政策的个体增收效应具有“农村导向型”的特征；（3）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及其处理效应模型发现，义务教育改革和高校扩招具有缩小城乡劳动力组内工资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功能。

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不仅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服务成效，也左右着高等教育的可持续性。本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我国2011—2021年高等教育学科结构样态、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各学科与学科结构升级的关联度进行剖析。结果表明：其一，高等教育各产学科呈“三产＞二产＞一产”的演变趋势，且三产学科稳步上升、二产学科稳步下降、一产学科趋于平稳；其二，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呈“先急后缓”的波动上升趋势；其三，2011—2014年和2015—2021年各产学科与学科结构升级的关联度分别呈“三一二”和“三二一”的递减趋势。为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应遵循内外部发展规律，主动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加强三产学科与一产和二产学科的交叉频率，形成新质生产力。

摘要:教师专业伦理是对教学所蕴含的价值理性与社会责任的澄清，也是对教学所承载的关系的界明，其在师德建设与教师专业发展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高校教师教育项目中专业伦理课程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拓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专业伦理课程目标主要聚焦于三大维度：精神之维，致力于教学伦理属性的澄明；知识之维，旨在提升职前教师的教学伦理理论品位；实践之维，旨在激发职前教师伦理自主的活力。在此基础上，探索出理论与实践互动、职前教师的持续反思以及批判性学习等卓有成效的课程实践路径。美国高校教师教育项目在独立式专业伦理课程的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教师教育的课程改革具有如下借鉴意义：厘清课程现状，凸显专业伦理课程的重要地位；拓宽教学场域，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融合转化；开展平等对话，提升职前教师的专业伦理自主权。

摘要:教育扩张背景下，关于高等教育布局、高校教育任务和高校入学资格设计的国际策略是丰富多样的。在共通的文化逻辑和经典的职业教育理念支撑下，德国和瑞士对于高校入学资格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相似进程发展的：为积极回应教育扩张和分化的要求，科学地纳入了职业教育元素，促进高校入学资格的类型分化，在纯粹的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建立起混合路径，增强了国家教育体系的发展性、规制性和融通性。然而，两国在高校入学资格的具体安排上有所不同：德国更加注重类型的包容性以及与高等学校类型的绑定关系，瑞士则更加侧重类型的平行性以及与中等学校类型的绑定关系。通过深入分析两国高校入学资格的制度安排，管窥职业教育与高校教育发展并重的德语圈国家，如何通过高校入学资格类型分化实现职业与学术的跨界融通，为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协同创新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