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针对愈演愈烈的教育升学竞争，相关研究构成了跨国家、跨学科的讨论。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和耶鲁大学法学教授马尔科维茨在他们各自新作中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教育竞争的理论根源——优绩主义。当我们教育界不假思索地基于这个概念来分析讨论中国教育竞争生态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容易混淆的前提。 优绩主义或优绩制（Meritocracy）是1958年英国工党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他虚构的社会幻想小说中创制的概念。针对贵族制社会根据先天命定的家庭出身、财富阶层或者种族血统来分配统治资格，优绩制社会根据一个人自己的才能、努力和业绩来配置社会地位。作者想要表达的本意是，优绩制虽然比贵族制先进，却仍不能实现彻底平等化的理想。在小说中，大众日益累积的不满还是造成了政治风险。现实中，优绩制的构想与美国二战后的政治经济形态以及高等教育扩张十分契合，可谓大行其道。 “选贤任能”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它并非20世纪小说中的乌托邦，而是在历史经验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从西周至春秋战国，“贤贤”原则便逐渐上升到与“尊尊”“亲亲”相当的地位，更不用说历朝历代以科举为代表的政教制度所巩固下来的社会心理。2016年贝淡宁出版了《贤能政治》专门阐释中国尚贤制的合理性，在国际学界强化了这个英文词与中国现实的对应关系。问题在于，虽然拥有高学历在中美两国取得社会认可与职业发展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但中国高考制度和美国的大学入学招生机制完全不同，那些针对美国教育系统而论的优绩制特性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理解中国的情况？ 不论是古代科举制还是现代高考制，中国的“选贤与能”在各个时期都是由中央政权来定义的。高考命题宗旨表明，中国教育选拔制度坚持的是“为国选材”的价值导向。不宁唯是，在领导性地位的分配中“统一选拔”“德才兼备”始终是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信念。在美国，优绩制的理想图景是诸多社会团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推举人才，由此形成一个“和而不同”的精英集团。美国教育界对何为优绩的认定是分权的，具体表现在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以及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几家主要机构的测试权。 更本质的区别在于，统一的贤能定义能够代表“整体权威”和“致公去私”的教育追求，而分权的优绩定义代表的是社会中不同局部的偏好性价值观。前者开辟的赛场是奥运竞技式的，所动员的学习努力是公开和同向的；后者营造的场域是拍卖会式的，所激发的竞争首先是目标取舍与策略规划能力，其次才是学业努力。 从贤能制与优绩制所注重的具体才能来看，选拔区分度主要落实在数理化等客观知识还是人文艺术等没有客观答案的文化素养方面，其教育立场和社会影响也会具有质的不同，这构成了一个比较分析维度。简言之，在教育竞争中，重理还是重文要区别看待。前者的选拔评价客观明确，后者却无法避免依靠文化精英做出裁量。另一方面，就学习成本投入和学以致用的价值而论，侧重不同知识和素质的优绩竞争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效应。 由于政治体制、教育选拔制度、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即使大原则一致，美国的优绩制在诸多侧面与中国的贤能制旨趣不同。中国的贤能制研究恐怕不能完全建立在国外优绩主义研究的基础上。相应的改革建议、对过度竞争的调节措施更要考虑到教育动员、社会影响和政治形态的本土根基。

摘要:优绩制为分析教育内卷的发生根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作为优绩制的透明遴选机制，教育被视为促进社会流动、实现阶层跃迁最主要的通道。然而，随着优绩制的推广，教育的“选才”功能逐渐凌驾于“育人”价值之上，进而导致教育内卷的加剧。教育内卷的背后存在三方面的优绩制根源：一是精英阶层在教育角逐中对额外资源的占有导致竞争加剧扩散；二是优绩制的竞争逻辑所带来的系统性暴力使人们陷入西西弗斯般的奋斗“轮回”；三是优绩制的成就逻辑使优绩主体为了维护个人尊严和获得社会承认陷入自我盘剥的牢笼。成功者在“自我实现”的理想幻象中奔竞不息，失败者则不得不背负“平庸”的符号艰难跋涉。

摘要:负担和竞争是义务教育的正常现象，而负担过重和过度竞争才是要解决的真问题。其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教育具有产品标准化、信息不对称等易引发过度竞争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在于教育具有公共资源的属性。由国家承担主要的教育成本且资源分布不均，促使个体通过牺牲式教育抢占更多公共教育资源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却导致国家集体利益的损失。其直接原因在于，代理人缺乏对儿童健康成长的认识，把额外争取到的公共教育资源视为牺牲式教育的补偿，而且为防止孩子年龄增长导致的控制能力减弱，代理人更加倾向于在儿童学业初期就施加过重的负担以“打好基础”。“双减”政策与《家庭教育促进法》可以全空间约束过度教育竞争，但也随之产生了约束有效性和约束成本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防止“双减”政策产生限制竞争却抑制发展的效果。

摘要:学业焦虑是学生在学业情境中较为常见的消极情绪状态。本文运用元分析方法探究中国中学生学业焦虑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学业焦虑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显著，学习成绩获取途径和学科类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主效应显著的研究发现支持学业情绪控制价值理论和认知动机理论的核心观点，同时提示教育工作者不能忽视学业焦虑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建议通过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指导家庭教育方式、改革成绩排名方式、建立同辈互助小组等举措帮助学生减少学业焦虑。学习成绩获取途径的调节效应显著，提示教育研究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最好根据学生成绩单上报告的学习成绩进行科学计算；学科类型的调节效应显著，提示教育工作者在开展中学生学业焦虑干预时，应该重点关注英语和数学两门学科。

摘要:目标治理是高校协调学校层面的统一性与学院层面的多元性之矛盾的有效治理方式。我国高校校院规划目标治理机制的核心在于学校与学院的规划目标耦合。对案例大学事业发展五年规划的分析表明，我国高校校院规划目标总体上趋于耦合而非碎片化，耦合的主要途径是政治引导和行政压力的双重作用机制。我国高校治理模式正在从校级独大的单中心治理迈向校院复杂互动的多中心治理。学校对学院的控制和引导方式日趋多样化，其中的关键在于，面对作为多中心利益体的学院时，学校如何将自身目标有效贯彻于学院治理目标之中。

摘要:大学内部治理模式中，“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在历史渊源、内涵界定、权力侧重以及价值诉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既呈现理论上的分野，也有着制度上的耦合。实现“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制度耦合，是当代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改革的基本逻辑和必然发展，也是立足国情、化繁为简、平复争议的有效路径和可行方案。在“治校”和“治学”制度耦合的整体设计上，不但要保持两种模式灵活转化的张力，也要在维护教授权力的基础上避免行政化管理惯性，促进学术的民主与自由。在“治校”和“治学”制度耦合的路径策略上，可以从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改革学术管理组织出发，整合学校教授群体的资源，构筑教授权力的实现平台，建立教授主体参与的保障机制，以增强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制度耦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摘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包括法律层面的规制性制度与伦理层面的规范性制度。道德经济关注的是经济活动如何影响道德价值观和规范，以及这些规范如何反过来影响经济活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是一种规范科技成果所有权和知识生产行为的道德经济制度，影响高校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不仅激发研究成果的转化，而且也明确了研究成果转化过程中权利和责任的分配。本研究通过论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道德经济性质，展示了道德经济概念在当代大学变革研究中的相关性，从而有助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推进。基于道德经济视角，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与实践需要完善奖酬激励与分配正义机制，深化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制度改革以及协调开放科学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

摘要:“中国学习者”是国际上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新兴议题，旨在从国际和比较视野剖析中国学生群体的学习特点，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学生学习理论提供重要参考。本文通过对中国学习者研究文献的系统查阅和述评，认为本领域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消极刻板评价（20世纪80年代）、破解“中国学习者悖论”（20世纪90年代）、理论探索和反思超越（21世纪初至今）。研究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价值取向从过于消极到过度积极再趋于客观，研究内容从学习方式向理论探索和影响因素扩展，解释视角从文化主义向教师教学等视角转变。中国研究者需要更多地参与到本领域研究中，持续加强研究的“中国立场”，展现更为真实而复杂的中国学生学习样态，提升在本领域的理论贡献水平和国际话语权，并完善研究思路以服务中国教育教学的改革。

摘要: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实现向上流动和阶层跨越的过程，也是在具有不同文化意涵和道德秩序的社会世界中穿行的旅程。研究以改革开放之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为中心，深描他们穿梭于乡村与城市、植根于家庭经验之中的情感困扰，揭示跨越城乡边界的阶层旅行中内隐的道德风险。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不仅意指社会位置的变动，也伴随着对家人关系的冲击，包括“疏离”的隐痛、“孝顺”的难题以及“做自己”的矛盾。在跨越边界的流动过程中，农家子弟进行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生产：既有以取得高学业成就为中心的文化生产，也有以“过道德生活”为中心的文化生产。第一种文化生产中，他们的创造性突出体现在对一个道德世界的秉信,而第二种文化生产的发生恰恰需要打破这种单一秉信，融合差异性的道德秩序，重构富有自主性的道德生活。

摘要: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不仅关乎个人发展，也关乎各行各业专业人才供给数量和质量。以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工科平台本科生小鑫的专业学习热情变化故事为切入点，结合情感社会学视角和16位大类平台本科生的访谈资料，探究大类培养背景下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变化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受到其学习期望与体验一致性的直接驱动；自我核心认知与情感是影响学生期望和学习情境定义的内在动力；学习情境是激发学生学习期望和学习情境定义的外部因素；防御机制的激活状态进一步影响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未来，可重点从重视生涯发展与规划教育、优化专业分流及配套方案、建立学生学习情绪台账等方面激发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

摘要:基于2016年和2019年两次全国性调查与测评数据，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本研究考察了以课业学习为主的学习投入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和高阶思维能力的双重效用。研究发现，学习投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学习投入越高学生的GPA也越高，两者表现为单一走势的线性关系，验证了学习投入“越多越好”。另一方面，学习投入超过一定限度后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效用会发生方向性改变，两者表现为倒U型的曲线关系，表明学习投入存在“适度区间”。这说明学习投入理论中的“越多越好”假设、“适度区间”假设均仅在评估特定学习成果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学习投入带来的GPA高涨是以侵蚀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为代价的。这些结果对学界深化学习投入研究、高校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摘要:基于调查数据实证探讨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现状及其形成机制，发现一些异于以往研究的经验事实：随着高教行业“卷”时代的来临，科研考核与职称评定已超越收入、住房及子女教育等生活负担，成为该群体最大的压力来源；而多元压力诱发了他们明显的健康焦虑与地位剥夺感。但该群体总体上能够“焦而不馁”，仍保持着较高的职业认同与教书育人信心。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表明，相比各种生存性压力而言，健康焦虑及地位剥夺感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感有更强的正效应。不过该群体的高压力感不是由任何单一压力诱致，而是多重压力并发作用的结果。上述结论对新形势下的高校青年人才工作有重要启示。

摘要:高校青年教师成为导师的过程中会遭遇角色适应的挑战，但在学术研究和实际管理中并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研究基于三元交互决定理论构建导师角色适应分析框架，通过对22名“双一流”建设高校青年教师的深入访谈发现，导师角色适应存在先验主导型、任务取向型、主体关怀型三种类型，青年教师在适应导师角色时会受到个体认知、信念、指导行为、院校制度、社会规范和学生特征等因素的交互影响。针对初任导师角色适应的特点，高校应注重导师角色准备期的前置教育和实践锻炼，重视导师角色探索期的个性化指导与支持，加强导师角色发展期的政策激励与制度保障，以此来有效提升青年初任导师的角色适应能力。

摘要:随着科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人才的国际流动日益频繁。那么海外经历能否提升科研论文产出？本文聚焦我国高层次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1998－2017年入选的178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构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履历数据库与科研数据库，从学习、工作两个维度实证研究了海外经历对高层次人才科研论文产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海外经历正向影响国际科研合作与国际科研生产力。具言之，不同类别的海外经历对科研论文产出的正向影响具有差异性，海外学习经历的正向效应远远大于海外工作经历的正向效应，海归学者在科研论文产出上的优势因学科领域与高校平台的不同而差异性显著。

摘要:高校教师学术创业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争论的焦点。通过收集我国四所“双一流”大学教师学术创业的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法探究高校教师学术创业与科研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高校教师参与学术创业后，科研产出数量不会发生变化，但科研产出质量会有所下降；不同学科教师学术创业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工科类教师学术创业对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均无显著影响，而理科类教师学术创业对科研产出质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为了减少冲突，实现“研创”共生，建议建立“支撑保障”与“边界限制”并行的学术创业管理体制，并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进行分类管理。

摘要:21世纪以来，日本为了复原经济活力与全球竞争力，开始关注全球化人才培养。出国留学被视为最有效的路径，却未得到本土学生的积极响应。“在地国际化”作为替代途径受到重视，但“权宜”特征明显，致使实践中难以充分发挥深化高校国际化内涵建设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现有举措的成效与不足并存：其课程国际化重视全英文教学，但受益面与内涵建设有待进一步提升；重视外籍教师引进，但存在“象征性”与“边缘性”现象；“国际共修”在跨文化能力培养中受到关注，但教育成效受到一定制约。这对我国的启示是：课程国际化评估指标应多元化；充分释放外籍教师推动国际化改革的潜力；引进并完善“国际共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