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强调中国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愿与各方共同应对挑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半年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强古典学研究，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追溯至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一系列重大论述的背景下，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制呼之欲出。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已有自设的中国古典学本科专业，复旦大学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导的中国古典学项目也得到了官方“绝学”计划支持。早些年，诸多“双一流”大学都自设了“国学”研究机构或“国学”专业方向，培养了成规模的人才，积累了可观的办学经验。在学术研究方面，李学勤先生以“走出疑古时代”开启“释古”的学术范式，裘锡圭先生提出“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倡议，来自中国哲学、历史、古文字、古文献、中文、考古、语言学、人类学等现代学科的诸多专家都自发地围绕中国古代经典和古代文明开展研究。另外，得益于近几十年以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为代表的数批极具史料价值的先秦出土文献被发现和整理，自汉代到民国两千年间的读书人都未曾亲见的原始典籍公诸于世，当代学者能够在全面超越前人的视野和资料条件下开展现代学术范式的古典研究。传统的“经学”正在变得不那么“冷门”，皓首穷经的青年学者分布在文史哲各个学科，“经学”主题下召集的学术会议参加者动辄数百人，形成了跨越学科藩篱的交流盛况。广义的中国古典研究经历了二十多年内部潜力充分释放的阶段。
为了推动学科建设，相关领域的专家围绕中国古典学的立意与定位、目标与范围、学问的基础与结构、学术的范式与方法等展开了全面讨论。他们还深入分析了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的异同，突出了现代文科与古代“四部之学”的对应关系。从中我们认识到，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学术显著进步以及文化自信增强，中国大学的人文社科正在经历重要的更新。中国古典学不仅仅是一门时新的交叉学科。这项事业延续了五四一代未竟的使命，考验着今天如何以现代大学制度的框架创造性地容纳中国传统学问并使其涅槃新生。高等教育学应敏锐觉察并提供理论准备、制度讨论。中国古代最早的教育学专论《礼记·学记》便是随着汉代经学的繁荣而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典范。
中国古典学作为专业教育，其课程设计和培养目标既要能培养学术继承人，也要作为一套知识结构服务于更广泛的人文社科。它的学术定位不应在大学中显得泥古和孤立，而要为人文社科领域提供涵养与支援，成为其他学科进一步扎根中国文化土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核与根基。“强基计划”提供了一个制度雏形，而中国古典学凭借其独特的优势，相较于文字学、文献学、上古史学等专门训练，能更全面肩负起文科“强基”的重任。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成效斐然，不少大学既注重培养学生阅读中国经典，也努力拓展学生对其他文明的了解和兴趣。这些宝贵的实践积淀将助推中国古典学的学术成果转化为中国大学生的基本教养。然而，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混合并存的高教体系中，古典教育在不同取向的教养结构中应占据怎样的地位？在现代数字智能全面影响教育的背景下，现代大学是否还有可能对青年开展经典教育、传授文明特性？经典的地位应由当下的权威或市场的销量决定，还是应当超越代际，在断裂和传承中被不断重塑？当重新追问现代世界什么智识最为重要时，古典学给出一个奇特而看似悖论的答案——经典中的义理。我们能否再次和古人一样，衷心接受这一来自祖先的馈赠？ |
